李约瑟难题是什么？（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和理解）

元、清两朝对汉人的压迫

从当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在明朝出现了无数技术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等。其中方以智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卓著贡献，徐光启编著了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光启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涉及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并非一个封闭和黑暗的朝代，只是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宦官专权比较恶劣，大臣都忙于党争而已，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虽然税收较多，民不聊生，但人们也都很喜欢研究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虽然没有任何的体系和科技理论创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的科技繁荣时期。

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封建王朝被打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汉族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前提下，既没有兴办外语学校，也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方面，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体系，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予以重视并研究。康熙时期是我们科技发展落后于欧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康雍乾这三位皇帝都被公认为满清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较积极的的科技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短浅，而是因为他们敏锐的看到了科技对生产力，对战争形势的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资源的产生不再与占有土地数量、人口规模等封建社会基础资源成正比，士兵个人“武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将被大大削弱，依靠“弓马”之术立国的满清政权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作为以寡民凌多民的满族统治者，首要作的就是削弱被统治的广大汉民的民智，通过文字狱等手段禁毁一切可能的进步，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从历史实际来看，满清的愚民政策很成功。

据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使之得以重现中华大地。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是前无古人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都要瞠乎其后。

上一段说过的满清禁书《军器图说》，实际上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与郑和宝船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

假如仅仅到此为止，这种观点的一个瑕疵在于，清朝实行的恰恰是明朝的体制。在明朝的封建体制下国家也不重视科学和逻辑。整个明朝的科技发展跟宋朝并无区别，完全是孤立的发现，无法形成体系。到明朝末年，中国连几何和方程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出现，大炮还得从葡萄牙进口 [5] ，说科技落后全部是满清的责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更深层的原因是源自元朝。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元朝初期，甚至执行过对汉族的“四姓屠杀”，对汉姓中前四名的汉人实施灭族性的屠杀，在这种空前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传承都断绝了，汉人平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中国汉朝以后的最低水平。以上种种，导致明初的科技发展条件远不如宋初。再如前面所说，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清初的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等。）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要在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的原因在于元、清两朝对汉人的压迫。“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南宋科学技术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就很了不起了。但元代，由于其强力的对外扩张，也促进了中外科学技术的空前交流，由此也编制出了《授时历》、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改进发展了中国的造船术与航海术等等，而且元代还有许多纯粹自创、原创的科学技术成果，譬如黄道婆的纺织术、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火铳等等。而明代，除了亦步亦趋地翻译承继西方后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而《本草纲目》也主要是总结记载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医药成就，基本上不属于明代原创的。而清代，基本上就没有可拿得出手的科学技术发明，不仅与世界的科学技术的交流基本上也断绝了，连承继前朝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很难做到，正如本观点论述中所说如明代的《天工开物》在清代都绝迹了。就朝代更替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元朝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远远落后于南宋的，但明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却又是远远落后于元代的，而清朝的科学技术更要落后于明代，几乎连发展都谈不上。由宋元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并不能说是元代蒙古人统治就埋没了汉人的科学技术的创造力，因为汉人为主体建立起的明朝也没有取得比前朝更多更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元、清两朝做为少数民族要统治大多数人汉族，他们也只有加强专制才有可能，所以元清两代都对汉人都实施民族歧视政策。但明代较元代专制统治却更为严苛，明朝通过户籍管理等手段不仅将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而且工商业者也要各安其位，须要代代传承下去。明朝在政体还取消了延续了近千年的丞相制，将政治权力彻底揽到皇帝手中。明朝这些施政措施都表明了明朝的专制水平较元朝在进一步地加强，明朝较元朝除了做为汉人的“骄傲”以外，所丧失的做人的基本权力反倒是空前的多。而清朝自明朝以后以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较明朝又实施了更多的专制手段，这包括改变汉人的风俗习惯要求汉人剃发易装、在思想文化上搞“文字狱”、禁毁某些图书、进一步加深加强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的国策等等，对民众思想与行为自由的限止较明朝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代专制统治措施的实施与设计水平较中国自秦以来各朝代，也几乎到了极致，清朝各代皇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又都极其地揽政勤政，防止了如明代党争现象的出现，连清代以前因各朝代皇帝儿孙争夺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也被清朝皇帝以终生不立太子，而将继承遗书留到牌匾后的方法而轻松地解决了。清朝专制的空前加强，不可避免地也导致清朝工商业发展的空前落后，百业由此凋零，由此更不要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由宋、元、明、清各朝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可知，元、清两朝少数民族对大多数汉人的统治最多只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间接原因，只有专制制度的逐朝加强才是中国科学技术逐朝逐次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一书中以儒家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作比较，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而未有数理精神之长。而西方教育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获得可靠的知识和成为科学家。教育的终极目标，关乎文化命运，必然走向两个极端，相距越来越远。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认为“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而未有数理精神之长。而西方教育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获得可靠的知识和成为科学家。”这是很牵强的说法。因为西方文化在古代主要是基督教文化，西方中世纪时文化教育都是在教会手中，教会学校里虽然稍有数理，但其主体还都是神学，而就是因为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对人们言行乃至科学不遗余力的压制，才造成了中世纪的黑暗。当时中国教育是强调伦理，但西方教育当时也主要是着力于对基督思想的传播，两者在政治道德思想的培养上，西方反倒是更甚。中国与西

方文化的差别主要是是缘于十四、十五世纪后两者知识阶层在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制度体制的变更造成的。中国自十三世纪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都是在不遗余力地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文化上更是以扭曲儒家的文化思想，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为皇权统治服务，而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科举制的绑架下也大都成了为皇权利益服务的应声虫。而西方恰相反，自十三世纪后，由于西方鼠疫横行等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对天主教会思想的强烈怀疑，从而诱发了西方知识阶层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教会对西方民众的压制压榨又导致了基督教新教的崛起，基督教新教以强烈的反权威意识为核心，正是这种反权威意识与文化才造就现代西方人与中国人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演变上的区别。

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区别还有一个重点是商业文化上的区别。中国的商业发展自十四世纪后，明、清两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商业发展与交流仅限止在中国一域，商业发展限止制约了科技的交流与发展，由此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当时世界科学技术技术与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世界大航海的条件，而西方由于大陆商路被伊斯兰国家垄断的缘故又不得不顺应了这个趋势，借缘这个趋势使得西方势力在整个世界的融流汇合，这种融流汇合导致了西方的商业大发展，而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又导致了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

西方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置疑

西方停止讨论李约瑟问题是因为基本已经取得共识，总体肯定李约瑟的具体实证研究，但是否定其推论，即不承认“李约瑟问题”，认为其前提错误。否定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混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中国科学技术史》实质是技术史。为了突出所谓的中国古代科学，不惜给技术史强行套上一个科学史的外套。这样的思路与分析，导致书中有关科学史的观点和内容遭到主流学界否定是必然的。

其次是夸大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判断古代技术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考察一项重要发明，到底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在考古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李约瑟主持的研究很多都依靠书籍对孤立的、短效的技术给予高估，甚至把技术雏形当做技术领先。

第三是夸大中国古代技术对西方的影响。现代科技产生于欧洲，对于外因的影响，不必过分夸大。中国与欧洲处于东西两端，彼此的直接影响最弱。中国的好技术在伊斯兰和印度，甚至自己家最后都反响平平，则这类技术的好是要打折扣的。即使认定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存在，把文艺复兴等社会变化都归功于中国的神奇技术，那么这与诞生现代技术的工业革命还差着近三百年。认为中国古代技术在西方催生科学，更是攀龙附凤。科学的产生虽然与技术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技术都与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关键技术只有几项，而李约瑟问题中常被称颂的那些技术则很难跻身前列。

把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范围定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回避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也让问题显得非常小气。李约瑟问题一方面在考证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前提下，认定这种领先没有催生现代科技不是中国古代科技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考证在中国的先进科技传入欧洲后，认定对现代科技的产生起到积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论述下，中国和欧洲的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及相互作用，都成了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如果全面审视，可谓矛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例如看到欧洲长期分裂，就将现代科技未能诞生在中国归责于大一统，而忽略此前认定的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也有一个大一统的环境。另外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也都是长期分裂，但同样没能产生现代科技。

对李约瑟问题表达置疑的作者没有切实根据地就认为“西方基本已经取得共识，总体肯定李约瑟的具体实证研究，但是否定其推论，即不承认“李约瑟问题”，认为其前提错误。”而李约瑟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首先，既然该作者“总体肯定李约瑟的具体实证研究”，认为李约瑟对历史的描述应该是事实，却又不承认“李约瑟问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同时，“李约瑟问题”只是问题而已，事不关已当然会高高挂起，一个西方社会怎么可能有持续的热情去讨论这种问题？作者由此就简单地认为”西方停止讨论李约瑟问题“，显然是自相揣摩，甚至是想奉西方某些人的观点来否定其他所有人的观点。其次，作者企图以简单地玩弄”科学和技术的概念“来否定“李约瑟问题”，但“李约瑟问题”的前提是”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丝毫也没有提到”科学“二字，这显然也是在为作者臆造”西方基本已经取得共识“的事实作出了反相的注解。